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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简称“协会”）成立于2012年6月6日，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在民政部登记的社会团体法人，是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的自律性组织，接受证监会和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协会主要职责包括：教育和组织会员遵守有关证券投资的法律、行政法规，维护投资人合法权益；依法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反映会员的建议和要求；制定和实施行业自律规则，监督、检查会员及其从业人员的执业行为，对违反自律规则和协会章程的，按照规定给予纪律处分；制定行业执业标准和业务规范，组织基金从业人员的从业考试、资质管理和业务培训；提供会员服务，组织行业交流，推动行业创新，开展行业宣传和投资人教育活动；对会员之间、会员与客户之间发生的基金业务纠纷进行调解；依法办理非公开募集基金的登记、备案；协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协会最高权力机构为全体会员组成的会员大会，负责制定和修改章程。协会设立会员代表大会，行使选举和罢免理事、监事，审议理事会工作报告、监事会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制定和修改会费标准等职权。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执行机构为理事会。本届理事会由58名理事组成，其中4名非会员理事，54名会员理事。本届监事会由13名监事组成，其中监事长1名，副监事长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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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建国70周年之际，恰逢公募基金行业21岁韶华。刚刚经历弱冠之年的公募基金行业，创新不断，普惠金融的脚步从未停止。在众多创新中，深化基金行业开放方面的改革引人注目，其中，允许专业人士持股，特别是允许私募基金转型公募，可谓是为公募行业引来活水源头浓墨重彩的一笔。
深化基金行业开放 为有源头活水来
刚刚送走基金业20岁的2018年，告别了中国基金行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实现跨越式发展的20年，自2019年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新篇章的掀开，中国基金行业第三个大发展的十年也将正式开启。在深化基金行业开放，促进基金公司发起主体多元化方面，近年来一直动作频繁。
2018年4月27日，代表着中国大资管行业统一监管的纲领性文件《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正式出台，随后银保监会相应制定并发布了《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和《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等配套监管法规，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四家国有大行等等的理财子公司相继获批。这些新型资产管理机构进入公募行业，凭借巨大的品牌、渠道、客户以及产品优势，必然对现有的行业竞争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进程也明显提速，2018年版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放宽至51%，并将在2021年（今年又提前至2020年）取消金融领域所有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目前，已经有富达、贝莱德、瑞银、施罗德等海外资产管理行业巨头纷纷通过其在中国的外商独资企业（WOFE）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形式进军中国资产管理行业，一些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外方股东也正在积极谋求尽快提升股权比例到51%。相信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对海外投资者的进一步开放，海外资产管理行业巨头们将会加速布局中国公募基金行业。
不仅如此，中国基金行业的对内开放也开始加速。多家获批的基金公司由具有丰富基金管理经验的专业人士控股，截至目前，包括“私转公”基金公司在内，全行业由专业人士控股的基金管理公司数量已超过15家。
毫无疑问，中国公募基金行业已经从20年前起步时期的高度垄断和政策呵护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激烈竞争时代。我们认为，在中国基金行业发展的第3个十年，挑战与机遇并存，责任与希望同在，在每一个挑战中都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会。资产管理行业是典型的“以人为本”的行业，全球前十大资管公司中就有专业人士担任最大股东的案例。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有形实物资本的作用，引入专业人士持股等多个重磅创新无疑为行业引来活水源头，激发了竞争活力，为行业下一个十年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专业人士持股的典型 “私转公”渐入佳境
此前公募基金的主要股东必须为法人，但是自2013年开始，政策逐渐放开。2013年年中开始实施的新修订的基金法，从股东资质方面降低了基金管理人的门槛，允许专业人士持股,建立长效激励机制。2013年年底，《国务院关于管理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的有关问题批复》，明确主要股东为自然人的细则条件，即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3000万元，在境内外资产管理行业从业10年以上。该批复为专业人士控股基金公司提供了支持，也为基金公司“私转公”敞开了大门。
鹏扬基金拔得“私转公”头筹。根据证监会的公示，鹏扬基金成立时的股份比例中，曾任职华夏基金固定投资总监的原鹏扬投资掌门人杨爱斌占股55%，为控股股东，上海华石投资有限公司占股45%。
自此，基金公司“私转公”驶入快车道。继鹏扬基金之后又陆续有4家私募机构接连“私转公”，分别是原凯石益正掌门人陈继武创办的凯石基金、原博道投资莫泰山执掌的博道基金，弘毅投资100%持股的弘毅远方基金，以及朱雀投资转身而来的朱雀基金。
从供给端看，“私转公”为基金行业注入新鲜血液，但从需求端看，投资者也对更丰富的投资可选项表示欢迎，特别是对绩优“私转公”基金公司倍加青睐。虽然距离首家“私转公”基金公司的成立仅过去了短短的3年，但这些“私转公”公司已展露“小荷尖角”，成为不容小觑的生力军。
仅以成立于2016年7月6日的首家“私转公”基金公司——鹏扬基金为例。鹏扬基金延续了私募阶段“绝对收益”的风格，在固定收益领域保持了相对优势，有完整产品业绩的首年，总经理杨爱斌亲自管理的鹏扬汇利债基即斩获了金牛奖。在优异业绩的带动下，公司实现了业绩、规模齐头并进的跨越式发展。截至2019年二季末，成立仅3年，鹏扬旗下非货币公募基金规模即冲入行业前36%，以265亿元排名行业49/135。
可见，虽然“私转公”基金公司从服务“大户”转向服务“散户”后，客户特征、营销模式、产品特点等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转变，“私转公”基金公司并不难适应。究其原因，正如前所述，资管行业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本，通过专业人士持股能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制度支持下，专业人士持股的基金公司前景不容小觑。
2019年10月1日是祖国母亲70周岁华诞，相信在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政策的引领下，在基金行业不断改革创新的步伐下，中国资本市场必将持续健康发展，成为能够为广大投资人带来长期收益的重要市场。而其中，专业人士持股的基金公司必将发挥自己应有的一份力量。
作为行业第一家“私转公”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鹏扬基金全体员工也将心怀梦想，不忘初心，秉承“产品创新、机制创新和流程创新”的经营战略，坚持“纪律为本、稳健增值”的经营宗旨，力求在行业大变革的背景下，走出鹏扬特色的成功之路。